房产--湖南频道--人民网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19世纪前工业化的意大利农村，土地分配的不平等深刻影响着不同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与人口行为。由Manfredini等学者合作发表在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上的研究通过分析1819-1859年托斯卡纳农村卡萨尔圭迪（Casalguidi）社区的详细人口数据，揭示了土地获取方式如何塑造了不同农民群体(小农、佃农和日工)的人口行为模式，以及他们在面对短期经济危机时的应对策略。

研究发现，能够获取土地的群体(小农和佃农)比完全依赖市场的日工更能抵御经济危机。日工在粮价上涨时经济状况迅速恶化，导致死亡率上升、迁移增加和婚姻推迟。而拥有土地获取途径的群体则发展出一套旨在控制家庭消费和最大化男性劳动力的复杂人口策略，包括严格控制婚姻、提高生育率和选择性迁移。这些发现挑战了简单的"有地/无地"二分法，强调需要基于家庭与土地关系的多样性来建立更精细的分类体系。

历史背景

19世纪中期的托斯卡纳仍处于前工业化阶段，农业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托斯卡纳呈现出典型的"前转型"人口模式——高生育率(平均每位妇女生育5个孩子)与高死亡率(出生时预期寿命约35岁，婴儿死亡率高达200‰)并存。社会结构呈现明显分层，土地分配极不平等。

图1 卡萨尔圭迪的人口规模1819-1859年

托斯卡纳农村主要存在三种农民群体：1）小农/地主：拥有土地所有权，约占总人口的13%；2）佃农：通过分成制租种土地，占48.6%；3）日工：完全依赖劳动力市场，占14.3%。

佃农家庭通过与地主签订年度合同获得与其家庭规模相匹配的土地，收成与地主对半分成。这种制度要求佃农严格控制家庭规模和结构，以匹配农场劳动需求，否则会面临被驱逐的风险。

研究选取的卡萨尔圭迪社区具有典型性。它代表了托斯卡纳中部典型的佃农社区，人口指标与整个托斯卡纳地区高度一致，拥有1861年意大利统一前罕见的高质量人口数据。

社区在1819-1859年间经历了持续的人口增长(从1906人增至2690人)，仅在1854-55年霍乱疫情期间出现3.6%的下降。这一时期最严重的危机是1854-55年的霍乱疫情，死亡率飙升至77‰，比平均水平高出131%。同时，1851-54年间粮食价格上涨了87.7%，从17.5里拉/担升至32.8里拉/担，对社区经济稳定造成严重冲击。

图2 1819年至1859年卡萨尔圭迪的粗死亡率（乘以1000）和谷物价格（英镑/夸脱）

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采用了纵向生命史研究方法，将教区洗礼、婚姻和埋葬登记与年度家庭普查记录进行关联匹配，重建了1819-1859年间卡萨尔圭迪居民的生命历程。这些数据特别详细，记录了每个家庭成员的姓名、年龄、性别、与户主关系以及户主职业和房产所有权等信息。

研究采用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模型，使用逻辑回归评估职业类别和短期危机对死亡率、生育率、婚姻率和外迁率的影响。模型的关键自变量是户主职业、粮食价格、霍乱疫情。

该文对死亡率按 0 岁、1-14 岁、15-49 岁、50 + 岁年龄组分模型进行分析；针对 20-44 岁未婚男女，按性别分别对婚姻情况进行建模；生育率分析聚焦于 15-49 岁已婚妇女群体；外迁分析则运用竞争风险模型，着重区分家庭整体迁移与个人/群体迁移的不同情况 。

研究发现与结论

1

死亡率差异

研究发现不同职业群体间的死亡率风险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在最脆弱的年龄组(婴儿和50岁以上老人)中：佃农和小农家庭的婴儿死亡率分别比日工家庭低32%和37%；50岁以上老人中，佃农的死亡风险比日工低26%；非农家庭1-14岁儿童的死亡风险比日工家庭高60%。

图3 价格上涨 10% 对年龄 50 岁及以上人群死亡率的影响（从左到右依次是日工、非农业职业、佃农、小农户）

短期危机的影响：霍乱疫情导致所有年龄组死亡率显著上升(婴儿+71.6%，儿童+130.9%，成人+160.5%，老人+205.5%)；粮价上涨主要影响50岁以上日工(粮价上涨10%导致死亡率增加15-20%)，而佃农和小农因能自产粮食受影响较小。

2

生育行为

霍乱导致生育率下降28%，而粮价波动对生育率无显著影响，佃农和非农职业妇女的生育率分别比日工高13%和15%。

3

婚姻模式

婚姻行为显示出明显的性别和职业差异。佃农和小农男性比日工男性结婚可能性低25%，反映其通过控制婚姻来管理家庭规模的策略，女性婚姻模式在各职业群体间无显著差异。

粮价影响：日工和非农职业男性在粮价上涨时结婚可能性显著下降；佃农男性对当前粮价(lag0)敏感(结婚可能性下降)，而女性相反(结婚可能性上升)；小农男性在粮价上涨时更可能结婚，女性则相反。

4

迁移行为

粮价上涨10%导致个人/群体迁移风险增加13.2%；霍乱疫情使家庭整体迁移风险增加71%。

迁移行为存在职业差异：日工家庭整体迁移风险最高，小农家庭整体迁移风险比日工低77%，佃农个人迁移风险比日工高17%。

迁移模式反映了不同群体的应对策略：日工因缺乏土地和住房而被迫全家迁移寻找工作；佃农通过个人迁移调整家庭规模与农场需求的平衡，避免全家被驱逐；而小农因土地所有权而迁移率最低。

5

总 结

这项研究对理解前工业化社会的不平等与人口行为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它突破了简单的"有地/无地"二分法，揭示了在土地关系上以及土地获取方式的多样性如何塑造不同群体的人口策略。研究发现，尽管佃农在法律上是"无地"群体，但他们的人口行为更接近小农而非日工，这主要源于以下三方面：

第一、家庭组织的重要性：佃农和小农都依赖复杂的大家庭结构来提供农业劳动力，这要求严格控制婚姻和家庭规模。第二、经济缓冲能力：能够获取土地的群体通过自产粮食缓冲了市场波动的影响，而日工完全暴露于市场风险中。第三、策略性人口行为：佃农发展出包括婚姻控制、生育调节和选择性迁移在内的复杂策略来维持农场经营的稳定性。

评论与启示

这项研究通过精细的历史人口学分析，揭示了土地不平等如何通过复杂的社会经济机制塑造人口命运，为我们理解前工业化社会的运行逻辑提供了宝贵洞见。

本文给了我们以下启示性的结论：土地获取的安全性是农村家庭抵御经济冲击的关键，而简单的土地所有权改革可能不足，需要考虑更复杂的土地权利安排；家庭组织模式在调节人口行为与经济环境关系中扮演核心角色。

这项研究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农村经济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发展政策也有启示意义，未来可以根据本文提供的视角研究在土地关系中不同身份的农民去做人口策略的研究。

文献来源：Manfredini, M., Fornasin, A., & Breschi, M. (2025). Land Inequality and Demographic Outcom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ess to Land and the Demographic System in 19th-century Rural Tuscan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01668.

轮值主编：林 展 责任编辑：彭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