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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8-03，一列从汉口开往北京的火车，在河南郾城突遇一场不期而至的暴雨。雨水冲垮了路基，火车不得不在此停下。20多位年轻人从火车上下来，其中一位打起退堂鼓说道：去北京，就有这样的困难；去法国，要漂洋过海，困难不知该多大！一位高个子青年却乐观地说道：我们立志救国，还怕这点困难吗？这位高个子青年就是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的毛泽东。

（一）

1918年6月，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工作和生活尚无着落。一天，他们突然收到之前的老师、北大教授杨昌济的来信，信中提到北京正兴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希望他们予以考虑。这则消息立即引起毛泽东等人的浓厚兴趣。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人倡导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国政府曾招募十五六万名华工去做战争勤务，此后继续在中国招募工人。居留法国的蔡元培、李石曾等人觉得这也是个让中国青年赴法国学习的机会，于是就创办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倡导“勤于作工，俭以求学”。蔡元培回国后在北京设立法华教育会总会，宣传勤工俭学主张。

6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何叔衡、萧子升、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在湖南一师附属小学召开会议，讨论会友“向外发展”问题。经过讨论，大家“对于留法运动认为必要，应尽力进行”，并派蔡和森到北京打前站。

带着新民学会会员的重托和期待，6月26日，蔡和森来到北京，暂住在豆腐池胡同9号（今15号）杨昌济家中。经杨昌济介绍，他前去拜访蔡元培和李石曾，详谈了湖南青年学子要求赴法勤工俭学的愿望，希冀得到华法教育会的支持。

当时的华法教育会，对如何组织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尚无具体安排，蔡和森意识到有许多复杂问题需要解决。留法勤工俭学能否成行、新民学会会员如何向外发展，一系列问题扑面而来。蔡和森迫切需要有人和他一起商量。6月30日，蔡和森致信毛泽东，希望他前来商洽。7月7日，蔡和森写信给萧子升，又提出希望毛泽东和萧子升从速进京。7月24日，蔡和森再次致信新民学会会员，表示留法勤工俭学“颇有可为”，办好这项工作“唯有润之兄最宜”。

经蔡和森反复催促，8月15日，毛泽东、萧子升、罗章龙等24名青年，从长沙乘船到汉口，再由汉口登上北上的列车。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湖南，这一年毛泽东25岁。

8月19日，毛泽东、罗章龙、陈赞周到达北京。毛泽东和蔡和森寄居杨昌济家中，陆续到达的其他会员分住在几个会馆里。分散居住，多有不便，为便于沟通，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8人搬到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所东夹道7号（今吉安所左巷8号）居住。京城米贵，居之不易。8个人挤住在10平方米的房间，一大通炕占了一多半面积，名副其实的“一间屋子半间炕”。毛泽东后来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把这里的生活描述为“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二）

毛泽东等人抵京不久，湖南陆续到京准备赴法的青年已达50多人，成为全国留法人数最多的省份。工作、生活面临很多困难，以致“会友所受意外的攻击和困难实在不少”。

为安置好湖南青年，毛泽东和蔡和森倾注全部精力，四处奔波，多方联系。经杨昌济协助，华法教育会召集专门会议，研究安排湖南青年的学习和赴法问题，最终同意为湖南青年开办留法预备班，分设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河北蠡县布里村，之后又在长辛店开办半工半读的留法预备班。

“留法一事，算是湖南教育界的一个新生命。”为进一步推动这一工作，毛泽东起草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计划，说明勤工俭学的意义以及要在国内做好的准备。这一计划得到华法教育会的认可。之后，毛泽东到各预备班看望湖南青年，了解情况。据《贺果日记》记载，10月6日“长沙初级班30余人到此（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余等在此同学多到站欢迎……萧君子升、毛君润之、蔡君和森自北京来”。1918年冬和1919年春，毛泽东还两次到长辛店调查留法预备班情况，和准备赴法的青年聊工作、聊学习、聊生活，叮嘱赴法青年要向工人学习，工人身上有许多优良品质，有纪律、能吃苦、有斗争精神等，这样到国外才能和那里的工人打成一片。

安置好湖南青年学习生活之后，毛泽东又进一步为他们出国做准备，最要紧的就是筹备赴法路费。在杨昌济和湖南旅京人士范源濂、熊希龄人的帮助下，争取到存在俄国道胜银行的前清户部应退还湖南粮、盐两税的超额余款的利息，作为湖南勤工俭学学生的赴欧旅费。

湖南青年陆续奔赴北京和保定等地，进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学习。至1919年2月，北京、保定、蠡县三地预备学校中“学生以湖南为最多，自去秋截至今年2月已来三百人，而为八班”。毛泽东的努力，受到勤工俭学学生的好评，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在一封家信中写道：“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学生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

（三）

来京的湖南学子分赴各地预备班后，毛泽东决定留在北京。1918年10月，经杨昌济介绍，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到图书馆工作，主要负责登记新到报刊和阅览人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有时候也到登录室，帮助助教张申府整理图书、编目、打印卡片等。

原北大红楼新闻纸阅览室（第二阅览室）

北京大学饱学硕儒荟萃，引领思想潮流，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众多学派自由发展，各种思想争奇斗艳，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这种氛围，使第一次进京的毛泽东有一种全新的感受。在这里，他读了许多过去未曾读过的图书报刊，业余时间还去旁听课程、参加社团活动，最为重要的是，他接触到了许多只在报章上见过名字的名流学者和有影响的青年人物。

图书馆工作琐碎、枯燥，但却给青年毛泽东提供了极为难得的读书阅报机会。很多中外报纸杂志是他以前没见过的，他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广泛涉猎西方思潮中一些先进思想，极力从中吸吮改造中国的种种思想理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这极大拓宽了他的视野。

为了能在北大旁听，毛泽东参加了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被称为“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在这里他结识了中国新闻学创始人邵飘萍。邵飘萍对新思想不竭的探索精神、杰出的新闻采访技能、恣肆凌厉的文笔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毛泽东虚心求教，初步掌握了新闻理论知识，学到了办报办刊的实际本领。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善于把新闻当作战斗利器，撰写大量气势磅礴、发人深省的新闻作品和时政评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鼓舞士气，打击敌人，这与他参加新闻学研究会的经历密不可分。

毛泽东拜会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以及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尤其对陈独秀印象深刻。后来回忆起和陈独秀的第一次交往，毛泽东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他还结识了王光祈、陈公博、张国焘、邓中夏等一批思想进步的同龄人。晚上他们到阅览室看报时，毛泽东常同他们一起讨论问题。毛泽东还认识了无政府主义团体奋斗社的负责人、北大学生朱谦之，经常同他一起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毛泽东也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后来回忆说：“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对毛泽东影响最直接的是李大钊。毛泽东在李大钊手下工作，李大钊言传身教使他获益匪浅，成为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领者。当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学说开始受到社会关注，李大钊成为中国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1918年11月，毛泽东聆听了李大钊的演说《庶民的胜利》。15日，李大钊的这篇演说和《Bolshevism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毛泽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949年3月，早已是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率领中央领导机关自河北省西柏坡迁入北平，他无限感慨地回忆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四）

北京的生活清苦而紧张，但毛泽东在这里不仅收获了思想的财富，还收获了甜蜜的爱情。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初识老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当时她还是个14岁的女孩，如今已是18岁的大姑娘了。他俩经常到筒子河畔和北海公园漫步，再一起走回鼓楼北边的豆腐池胡同杨宅。“洁白的梅花盛开”，“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毛泽东经常把自己写的日记、学习笔记拿给杨开慧看。

两人还一起阅读进步书刊，探讨问题，点评时事。不知不觉中，双双坠入爱河。毛泽东回忆说：“也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杨开慧也在自传中说：“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十分爱他。”

1919年春，毛泽东因母亲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湖南服侍。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结束了半年的预备班学习，即将启程赴法。3月20日，毛泽东离京转道上海送别蔡和森、萧子升等赴法青年后回到湖南，结束了第一次北京之行。

历时7个月的第一次北京之行，色彩缤纷的新世界、扑面而来的新思想，这使毛泽东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眼界大开的毛泽东由此迈出了从湖南走向全国的第一步。

（本文来源于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红楼旧址群故事》，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